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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环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案机制浅探
时间:2015-05-15  作者:  新闻来源:  【字号: | |

 

检察环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案机制浅探

欧先明

 

内容摘要未成年人犯罪是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未成年人个性心理尚未完全成型,教育改造的有利因素多,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对犯罪的未成年人一般采取的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在处理上更多体现为从宽的政策倾向。作为检察机关,应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建立完善相应的办案机制,以寻求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和维护社会良好秩序的平衡。

关键词检察  未成年人犯罪  办案机制

 

依据我国刑法和《检察机关执法工作基本规范(2013年版)》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指犯罪嫌疑人实施涉嫌犯罪行为时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刑事案件。近年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数呈上升趋势,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益突出,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建立相应的办案机制以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势在必然。笔者结合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和检察工作实际,对检察环节如何建立完善未成年刑事案件办案机制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及处遇政策

未成年人尤其是处于青春发育期的未成年人,较之成年人,在生理上身体变化明显,生长发育较快,在心理上则由不成熟向成熟过渡,情绪不稳定,感情易冲动,接受新鲜事物快,模仿性强,辨别是非能力差,同时思想具有一定的可塑性。这些特征表现在犯罪行为上,则有如下特点:一是激情犯罪多,预谋性犯罪少。犯罪动机简单,往往是受某种事件因素的影响和刺激而突发犯罪,不计后果。二是以暴力性、侵财性犯罪为主。年轻冲动,好胜动勇,实施故意伤害、故意杀人、聚众斗殴等暴力性犯罪屡见不鲜,为了追求物质生活享受,也常常涉足抢劫、盗窃、敲诈勒索等侵财型犯罪。三是团伙犯罪居多。未成年人犯罪纠合性强,往往三五结群,合伙作案,团伙多为偶合性,组织松散。据有关部门统计,在青少年犯罪案件中,约有60%-70%属于团伙犯罪。[1]四是犯罪手段趋智能化、成人化。未成年人模仿性强,通过电影电视等媒体,学习成人的作案方式,策划周密,手段老练,甚至利用互联网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严重社会问题,与环境污染、吸毒贩毒并列为“世界三大公害”,做好未成年人犯罪防治工作已成为当务之急。因为未成年人个性心理尚未完全成型,教育改造的有利因素多,容易挽救,针对这一特殊群体犯罪,古今中外,往往保护优先,惩罚其次,在处理上更多体现为从宽的政策倾向,虽然各国对未成年人犯罪所采取的措施不尽相同,但总的原则都是对未成年犯罪人采取一系列特殊的保护政策。[2]例如未成年人司法制度诞生地美国,其最初将司法机关看作是“代行亲权”的类似未成年人父母的主体,强调关怀、管教,因此在诉讼程序上不是一个刑事检控,而是一个掺杂着民事体系和刑事体系的诉讼,后来由于未成年人犯罪日益严重,有所调整,但仍是着力于对大多数未成年犯更生重建。[3]加拿大少年司法理念是:帮助触法青少年重新融入社会,以预防犯罪为主,一切工作着眼于对青少年未来的影响。[4]

我国历来就有矜老恤幼的传统,在古代法律中,最常见、也最充分体现“恤幼”思想的,莫过于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立法,除此之外,“恤幼”思想还体现在若干逮捕、羁押等规定中。[5]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注重维护未成年人的权益,提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在立法司法上强调对犯罪的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而不是惩罚了事,从保护未成年人成长、使其重新融入社会出发,这无疑为一种理性的选择。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理原则

我国新修改的刑诉法在第五编特别程序第一章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共11个条文,完善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为实现与新刑诉法的有机衔接,高检院也出台了一系列相关规定,健全办案机制,以有效保护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新修改的刑诉法及高检院相关规定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都要求遵循以下原则:

(一)教育挽救原则。即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在查清事实的同时,注意保护挽救他们,帮助其认真悔罪,步入正途。新修改的刑诉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二)专门办理原则。即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由专门机构或指定专人办理,办理人员应了解未成年人身心特点,掌握一定的社会学、心理学知识。2013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八条指出:省级、地市级检察院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较多的基层检察院,应当设立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条件暂不具备的,应当成立专门办案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

(三)保密原则。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避免未成年人走上社会被烙上犯罪的标签。如对未成年人案件不公开审理,新修改刑诉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审判的时候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如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新修改刑诉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

(四)全面调查原则。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除查清犯罪事实外,还应对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态和成长环境进行社会调查,参考调查结果,选择最适当的处理方式。新修改刑诉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

(五)快速简化原则。即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及时快速办理,简化诉讼程序,避免诉讼时间过长给未成年人带来不良影响。《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四条提出: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在依照法定程序和保证办案质量的前提下,快速办理,减少刑事诉讼对未成年人的不利影响。

(六)提供法律帮助原则。即为未成年人参加诉讼活动提供法律帮助和保障,维护其诉讼权益。新修改刑诉法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七)分案处理、分管分押原则。即对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案件,在不妨碍诉讼的情况下,要求分案起诉,如若羁押,则应与成年犯分开关押,以避免成年犯对未成年犯产生不利影响,保证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五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一般应当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案起诉。新修改刑诉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对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应当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

三、当前检察环节未成人刑事案件办案机制存在的问题

尽管高检院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案机制上围绕新修改刑诉法作出了一些可操作性的细则规定,以体现前述的办案原则,但笔者认为现行办案机制仍存有不足:

(一)推行“捕诉防”一体化机制有违内部相互制约的初衷。“捕诉防”一体化是由专门的主办检察官全程负责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出庭公诉、诉讼监督以及犯罪预防等工作。这项工作机制由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首创,目前不少地方的检察院都在试行,有专家认为,如果对未成年人采用捕诉分离的机制,有可能不利于对个案中未成年犯罪人权利的保护,也难以全面、连续掌握未成年犯罪人的思想动态、犯罪根源、家庭、社会背景等情况,不利于有效开展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工作。[6]笔者认为这种捕诉防一体化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批捕与起诉职能之间缺失了监督制约,负责批捕的办案人又继续参与审查起诉,难免会先入为主,固守成见,不利于有效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弊大于利,而且“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是一项浩大的社会工程”,让负责办理案件的人员继续去做预防工作,增加了工作的繁重,往往会力不从心,流于形式,因此“对未成年人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后的预防工作,应当交由其他部门负责。”[7]

(二)未明确对未成年人重大犯罪案件应提前介入,不利于快捕快诉。提前介入有利于办案检察官全面及时了解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事实证据情况,切实掌握未成年人学习生活情况和思想动态,为下一步提请审查批捕、起诉及时作出决定奠定基础,而新修改刑诉法及高检院的相关办案规则对此未作出规定。

(三)羁押必要性审查方面,监所检察与侦监、公诉部门存在职能重叠。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2012年版》明确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在检察机关内部由侦查监督、公诉和监所检察三个部门负责。其中侦查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由侦查监督部门负责。审判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由公诉部门负责。监所检察部门开展审查工作则没有阶段的限制,可以在羁押的各个诉讼阶段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这难免有与侦查监督、公诉部门审查职责重叠、审查工作重复、浪费司法资源之嫌,因此有必要厘清监所检察部门与侦查监督、公诉部门在审查职责上的具体分工。

(四)社会调查规定原则,缺乏具体操作程序。新修改刑诉法规定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2012年版》和《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也只是作了一个简单的重复阐述,没有什么详细的操作规定。

(五)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和解程序没有较之成年人刑事案件更宽缓的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解要求与成年人刑事案件一样,没有针对未成年人的实际给予更为宽松的和解条件,为未年人提供更多的悔罪机会,无益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

(六)没有明确对未成年人提起公诉必须行使量刑建议权,不利于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量刑建议权是指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的权力,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保障当事人人权,进而实现刑事诉讼的完整正义。[8]在未成年人公诉案件中行使量刑建议,通过综合分析案件事实、情节,向法院提出适宜未成年人的量刑幅度,能够使“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得到充分体现。

(七)附条件不起诉的监督考察及作出不起诉决定后的帮教回访缺乏具体操作程序。新修改的刑诉法及高检院的相关解释也比较原则,对附条件不起诉如何由检察机关负责监督考察不够详尽,尤其是作出不起诉决定后的回访规定更是过于抽象。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设计,改进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检察环节的办案机制。

四、检察环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理机制的完善建议

笔者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就健全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案机制,有效保护未成年人的诉讼权益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推行专门机构或人员办理机制。这并不意味着由单一机构或人员全程负责审查批捕、起诉以及犯罪预防,一揽子包办,条件成熟的地方,可分别成立少年犯罪侦查监督部门和少年犯罪公诉部门,或在原有的侦监部门和公诉部门内部各自成立工作小组分别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工作,不具备条件的,也可在侦监和公诉部门分别指定专人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审查批捕、审查起诉事宜,从而避免一人包办,产生先入为主的思想,起到内部相互制约监督的效果。未成年人捕诉后的预防帮教工作则交由监所检察部门指定的专门工作小组或专人负责,在未羁押状态下则由监所检察部门专门工作小组或专人负责,纳入社区矫正的范畴。要正确理解“捕诉防”一体化,从检察机关内部来说就是要集合相关部门的办案力量,加强联系,互通情况,协同做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理工作。从外部来说,则要加强检察机关与公安、法院、司法行政部门、社区、学校等的沟通,在刑事诉讼的各个环节,全程做好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帮教工作。

(二)建立未成年人重大犯罪案件提前介入制度。对于未成年人重大犯罪案件,在审查批捕前,侦监部门应提前介入,作出批捕或不批捕决定后的侦查阶段,公诉部门则要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固定证据,保障办案质量效率,实现快捕快诉,避免久审不决。未成年人重大犯罪案件应是在当地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或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案件。

(三)明确监所检察部门与侦查监督、公诉部门在未成年人羁押必要性审查上的职责分工。侦查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由侦查监督部门负责,审判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由公诉部门负责,监所检察部门开展审查工作则没有阶段的限制,可以在羁押的各个诉讼阶段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这难免与侦查监督、公诉部门审查职责重叠。考虑到监所检察部门对案件事实和证据掌握不多而对在押人员羁押情况了解全面,则对在押人员身体健康情况、在押表现情况、羁押期限是否届满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由监所检察部门负责,而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则由对案情掌握详细的侦查监督、公诉部门负责,当监所检察部门和未成年在押人员约见谈话时发现案件事实、证据有变化须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时,应依诉讼阶段的不同,向侦查监督部门或公诉部门通报反映,建议侦查监督部门或公诉部门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

(四)完善社会调查程序。不能只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家庭情况、成长经历、生活环境、犯罪原因等做一个泛泛的浅层次的调查,将其进行简单的罗列,而应综合研究,由表及里,由外到内,测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性、可改造性,这需要由精通心理、社会学知识的专业人士来测量,而不能由检察人员单独进行。检察机关开展社会调查,应吸纳社区、学校、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心理专业人员等组成一个调查小组,从法律、社会、心理各个角度全面深入调查研判,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寻求一个更好的处遇措施。

(五)降低门槛,提高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刑事和解率。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是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体现,在北美、欧洲一些国家,恢复性司法理念最早即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起到了重新整合被害人和未成年犯罪人的关系,修复犯罪行为对被害人、未成年人及社会造成的损伤作用。因此要尽量在未成年人公诉案件中引入刑事和解,降低和解的门槛。

例如新修改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对于未成年人则不应有此限制,尽管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也应考虑适用和解程序。新修改刑诉法对适用和解的公诉案件范围只规定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而在过去的刑事和解实践中,故意犯罪可能判处的刑罚远不限于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甚至有因和解而撤销死刑判决的不典型案例,[9]和解成功的案件案由也广泛分布于《刑法》分则第二、三、四、五、六章。[10]因此在未成年人公诉案件中,笔者建议适用和解的故意犯罪罪名范围及相关刑罚要放宽,针对仅侵害公民个人利益的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案件和侵犯财产犯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刑罚条件可放宽为可能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而对既侵害公共利益同时又侵害了具体公民个人利益的故意犯罪案件,从平衡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利益保护和公共利益保护出发,适用和解的条件可规定为其他故意犯罪,情节轻微,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

(六)规定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提起公诉时应向法院提出书面量刑建议。从教育、挽救、保护未成年人出发,在量刑建议书中列举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情节,要求法院予以从宽从轻处刑。法院对此量刑建议应进行充分考量,如若不采纳,则要在判决书上说明理由。

(七)完善附条件不起诉的监督考察及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帮教回访程序措施。考虑到公诉部门人少案多的现实,由其负责帮教考察有流于形式之虞,明确由监所检察部门负责附条件不起诉的监督考察及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回访帮教,监所检察部门行使监外执行社区矫正工作的监督,具有现实的考察帮教资源,更能发挥考察帮教的优势。在考察帮教中要建立定期约见谈心制度,建立考察档案和帮教档案,可委托社区矫正机构帮助考察、管理教育,真正将考察帮教落到实处。当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即将届满,由监所检察部门(可会同社区矫正机构)向公诉部门出具监督考察意见,公诉部门根据意见中所反映的当事人的表现作出是否不起诉的决定。对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帮教回访期限,笔者认为应以半年至一年为限,而不能漫漫无期,浪费有限的帮教资源。

 

参考文献

1】康树华著:《当代中国犯罪主体》,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

2】张利兆主编:《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第1

3】魏平雄主编:《犯罪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

4】王军、宋英辉、舒洪水、樊荣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深化发展的路径选择》,载《人民检察》2011年第23期。

5】苏彩英、郑大伟、田肇树、董杰:《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工作机制之完善》,载《人民检察》2013年第8期。

6】邵烟雨:《三方面严把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前羁押关》,载《人民检察》2013年第10期。

7】彭东、张寒玉:《美国加拿大少年立法、司法现状及其启示》,载《人民检察》2013年第15期。

8】赵天贵、高潮:《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捕诉一体化初探》,载《人民检察》2013年第20期。

9】陈定民:《试论未成年人案件审查逮捕制度的适用》,载《江西检察》2013年第3期。

10《刑事审判参考》(总第65期),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11】宋英辉等:《公诉案件刑事和解案件实证研究》,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3期。

12】谢建华:《浅谈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公诉环节办案程序的进一步完善》,载正义网,

http://www.jcrb.com/jcpd/jcll/201008/t20100826_408038.html 浏览日期:201489日。

13高忠祥、陈先鹏:《完善审查批捕环节未成年人犯罪办案机制初探》,载正义网,

http://www.jcrb.com/jcpd/jcll/201011/t20101101_460868.html 浏览日期:201489日。

14高忠祥、李淑萍:《浅谈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案机制的完善》,载正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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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吴吉吉、任文松:《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有坚实的法理支撑》,载正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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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康树华著:《当代中国犯罪主体》,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2] 张利兆主编:《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48页。

[3] 彭东、张寒玉:《美国加拿大少年立法、司法现状及其启示》,载《人民检察》2013年第15期,第71页。

[4] 同上,第72页。

[5] 张利兆主编:《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88页。

 

[6] 王军、宋英辉、舒洪水、樊荣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深化发展的路径选择》,载《人民检察》2011年第23期,第47页。

[7] 赵天贵、高潮:《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捕诉一体化初探》,载《人民检察》2013年第20期,第24-25页。

[8] 吴吉吉、任文松:《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有坚实的法理支撑》,载正义网,http://www.jcrb.com/xueshu/zxsd/201001/t20100104_298718.html,浏览日期:2014810日。

[9] 参见《刑事审判参考》(总第65期),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10] 宋英辉等:《公诉案件刑事和解案件实证研究》,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