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检察理论
浅议基层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程序之落实与完善
时间:2015-05-15  作者:  新闻来源:  【字号: | |

 

浅议基层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程序之落实与完善

一一以某基层检察院近两年来办理的审查逮捕案件为样本

德安县检察院  王雅娟

 

【内容摘要】本文以某基层检察院近两年的审查逮捕案件为样本,探讨基层检察院共性存在的问题,剖析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以期能保证审查批准逮捕权正确合理地行使,使逮捕这一最严厉强制措施真正回归本位,为保障人权发挥应有作用。

【关键词】 审查逮捕 人权 逮捕必要性 证据 调查

 

司法公正是公平和正义观念在司法程序这一“法的空间”中的具体体现,包含着丰富的价值内涵。《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2年公布,以下简称新刑诉法)自实施以来在惩治犯罪的同时保障人权的功能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但某些基层院在落实新新刑诉法时仍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下面我将以某县基层检察院近两年来办理的审查逮捕案件为样本,就基层检察机关如何落实并完善审查逮捕程序进行初略探讨。

一、当前审查逮捕环节存在的问题

从某检察机关两年来办理的审查逮捕案件分析来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审查逮捕环节贯彻落实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主要表现为:普遍存在构罪即捕的思想、忽视社会调查等案后工作、重言词证据轻实物证据

(一)普遍存在构罪即捕的思想,忽视对逮捕必要性的分析

2013年共审查提请批捕案件114150人,其中逮捕106140人,人次批捕率为93.3%201416月份共审查提请批捕案件5573人,其中逮捕5472人,人次批捕率为98.5%。虽然新刑诉法新增了社会危险性即逮捕必要性分析的要求,但部分基层检察干警对逮捕的必要性认识不够,只重视对罪刑与证据的分析,忽视对逮捕必要性的分析和把握,普遍存在构罪即捕的思想,执法上存在很大的惩罚犯罪的倾向性。

(二)注重书面案卷材料,忽视社会调查等案后工作

虽然新刑诉法强化了侦查监督部门的社会工作职能,要求在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进行社会情况调查,听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的意见;开展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但是检察机关审查部门习惯于坐堂审查,不注重现场复核,证据方面的矛盾,通过查阅该院办理的审查逮捕案件卷宗,该院并未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进行社会情况调查、也未开展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

(三)注重言词证据,忽视证据合法性、系统性审查。

侦查部门对于犯罪嫌疑人口供具有一定的依赖性,大多将突破口供作为侦查破案的重要途径。同样的,基层检察院在审查逮捕时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更多依赖公安的寻找的证据,在讯问时也是在公安认定的基础上进行的。2013年该院办理的52件盗窃案中,只有2起案件进行了手印鉴定,约有60%的案件进行了现场勘验笔录,2014年上半年办理的25件盗窃案中,只有1起案件进行了指纹鉴定,约有70%的案件进行了现场勘验笔录。但是侦查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能存在提供破案率以及其他绩效的原因非法收集证据,也可能存在公报私仇屈打成招的情况,新刑诉法也规定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能作为批准逮捕的根据,这就要求办案人员不仅要审查证据的内容,看其是否与案件有关联性、是否客观真实,与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条,还要审查证据的合法性。但在实际工作中,这项工作很难开展,截止目前,该院未在任何一起审查逮捕案件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二、当前审查逮捕环节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办案人员执法观念存在偏差。

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逮都是捕制度的价值追求,但我国长期以来始终将惩罚与控制犯罪作为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价值追求,导致司法机关形成了从重从严的执法倾向,而审查逮捕部门在办案时只重视对是否构成犯罪进行审查,忽视了对逮捕必要性的审查。另外,办案人员对不捕顾虑重重,羁押犯罪嫌疑人作为侦查的主要手段,有一些案件,犯罪嫌疑人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但现有证据还不能证明是犯罪嫌疑人所为,如果不予以逮捕,不得于案件的侦查,也容易招来公安机关的不满。而且一些案件,受害人情况,甚至到处上访,为了安抚受害人,维护社会稳定,办案人员倾向予以逮捕。

(二)法律对于逮捕必要性规定比较模糊。

新刑诉法在社会危险性即逮捕必要性概念上的规定仍然比较抽象,只是了例举了五种情形,其适用范围还是相当有限。另外侦查机关在收集证据方面重视犯罪事实证据的搜集,忽视了对逮捕必要性条件的证据搜集,甚至于逮捕必要性条件的证据基本没有。加上审查逮捕期限较短,检察人员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进一步获得证据,只能根据侦查机关提供伯不全面的证据材料和自己对法律和案件的理解做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

(三)犯罪人员多为外来人员。

德安县交通便利,流窜作案的比较多,2013年办理的审查逮捕案件中外来人员比例为78.6%2014年上半年办理的审查逮捕案件中外来人员比例为85.1%。犯罪嫌疑人如为外来人员的,其流动性较大,取保候审的条件得不到保障,且增加了社会调查的成本与难度,为防止诉讼程序中断而增加诉讼成本和诉讼风险,不得不批捕,这也就增加了逮捕量的基数。

(四)基层办案人员有限。

近年来,基层检察院办案任务特别重,执法办案力量十分紧张。以该院为例,2010年该院共办理审查逮捕案件79118人,2011年该院共办理审查逮捕案件90114人,2012共办理审查逮捕案件115140人,2013年该院共办理审查逮捕案件114150人,该院侦查监督科只有2名干部,一名科长一名内勤,一个负责案件质量把关,一个负责文书工作,从案件复印到审查报告制作到案件装订,无法抽出多余的力量搞社会背景调查等。

三、审查逮捕程序的完善思路

(一)强调人权保障价值,全面推行少捕慎捕理念。

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工作中首先要转变重打击轻保护的观念,要将保障人权作为逮捕的首要价值,并真正担负起对适用逮捕强制措施的把关职责,发挥刑事诉讼法律监督所应有的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功能,防止逮捕异化为侦查的附属工具而丧失其独立品格。其次要转变“构罪即捕”和“以捕代侦”的惯性思维,明确逮捕不是每一案件必经的诉讼阶段,也不是惩罚犯罪嫌疑人的手段,而是防止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强制手段之一,要重视对逮捕必要性的审查,不能总是期望以逮捕的震慑力来配合侦查机关突破口供以获取证据。

(二)强化逮捕必要性分析,全面落实新刑诉法规定。

虽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对一般逮捕条件的社会危险性中的“可能”、“企图”等情形均要求有一定证据证明或者有迹象表明,但对于“有一定证据明”的证明程度和“有迹象表明”的表明程度仍不明确。为此,要进一步统一对社会危险性的理解和认识,首先通过组织学习培训,上级检察机关要加强对下级检察机关的指导,并根据下级检察机关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予以及时和明确的指导意见,由上至下对社会危险性问题形成统一的判断和适用。其次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之间可通过联席会、讨论会等形式加强沟通协调,对于社会危险性的认定和证据材料收集达成共识。检察机关应积极引导侦查机关不仅要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实的有罪、无罪、罪轻证据,还要重视收集犯罪嫌疑人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相关证据,并要求侦查机关在呈请逮捕案件时提供证明或者说明犯罪嫌疑人有关社会危险性的证据材料。侦查机关没有说明也不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应当要求其提供和补充说明。

(三)注重案外调查工作,提高审查逮捕案件质量。首先加强内外沟通协调。侦查监督部门应当加强与公诉部门的联系,及时交流对案件的认识与意见。在要求公安机关提供逮捕必要性证明的同时,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被害人、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律师意见等方式全方位掌握犯罪嫌疑人是否有应当逮捕的社会危险性情况。其次加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随着侦查活动的深入开展,案件事实以及证据等情况可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有时会出现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新证据,出现了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或者出现了不再适合羁押的严重疾病或者具备了监护和帮教的条件,使得犯罪嫌疑人是否仍需要继续被羁押需要重新审查和判断,这就需要侦查监督部门全面及时掌握逮捕后相关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及时向侦查机关提出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建议。三是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功能。对于犯罪情节较轻的外来犯罪嫌疑人,如果其在本地有亲戚、稳定的工作和租住地,可以采取取保候审这一非羁押强制措施,充分发挥社区和村居自治组织的功能,由所在社区进行协助监管,以满足社会对公平与正义的期望,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四)强化证据意识,提高案件侦破技巧。

在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查清罪与非罪、有无漏罪,还要查清证据的来源,侦查方式是否法,是否有构成逮捕条件,对于一些嫌犯有无必要采取羁押措施。为此,首先要提高讯问技巧,在全面审阅案材料,熟悉案情的前提下,通过分析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状态,针对不同犯罪嫌疑的阅历、年龄、性格而制订不同的讯问策略,还可以听取侦查人员的意见,做好应对预案和相关准备。其次要落实非法证据排除。办案人员在提审中发现犯罪嫌疑人有刑讯伤、或有可疑之处,经初步调查后由侦查人员自己承认的,办案人员需层报检察长确定是否开展调查。调查结论经由检察委员会确定向侦查机关通告的,侦查机关必须立马采取行动,做好文书答复,小组调查如若发现严刑逼供案件参与者的行为,即刻命令侦查机关改正,并且给出相应的行政制裁,对于达到触犯律例行为的则本院亲自审理侦查,申诉者也需要现场确认;调查发现没有严刑逼供,或者威逼利诱的事实发生,对申诉者批评并进行说服教育,但若涉及伪造是申诉者自我编造,同样采取追诉措施。检察机关对于非法证据提出没有采取批准逮捕或提起公诉,还有主要证据不符合条件而不予回应的案件,检察机关也需要备好书面材料和言辞证明做好说理工作。